我眼中的黄宗英

◉李 辉   2017-04-13 22:54:13

黄宗英,李江树摄于1983年文字如蒙太奇一般跳跃

认识黄宗英老师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她是一名演员,从小和她哥哥黄宗江的性格和文风都很接近。黄宗江的文字跳跃性很强,不着边际,好像是一把豆子撒得到处都是,但最后还能收回来。黄宗英也是这个特点。演员出身的她有一种舞台感,这种舞台上蒙太奇般的跳跃性和她的文字打通融合了,这是她的一大特点。

她是一个才女型作家,虽然她很早就当了演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科班教育,但她从小就饱读诗书。她晚年到了北京,还去上函授大学,甚至还学英语。她读了很多作品,可以说一生都在学习。

一个人的修养是由人生的经验和文学的积淀构成的,黄宗英在这方面的个性特点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她很敏感,政治主题抓得很紧,但在写作主题上却能标新立异。比如她选的人物,就很不一样。20 世纪 70年代末,描写科学家成为当时的热潮,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又写了植物学家等人物。黄宗英也写科学家,但她选的是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团队,比如《小木屋》,不只写徐凤翔一个人,实际上是写一个团队。在她晚年长达 20年的时间里,《小木屋》一直是她创作的一个支撑点。

跟冯亦代结婚后,她最后一次进西藏,大家都劝她不要去,但她坚决要去。第一,她想拍纪录片;第二,她还想继续写《小木屋》。她把文学当成了她的生命,所以她就会很投入地去想各种各样的题目。但黄宗英的身体不是太好,那次从西藏回来后,她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黄宗英的性格是,她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就像她的黄昏恋一样。她想到了冯亦代,两人就较上劲,最后真的走到了一起。婚姻对他们来讲,在一起生活并不是首要的,重要的是晚年这种感情的寄托和宣泄。所以,他们写情书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写作的过程,而且因为比较隐私,并不会顾忌他人的评价,所以反而能写出很多精妙的句子,间或有带点感情的、性感的辞藻等,体现了老年人谈恋爱时的萌动。

她的语言有种不合规范的跳跃,她的思路也有种天马行空的变化。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从演员很快转行为作家,这本身就是文坛的一大幸事,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黄宗英是位很聪明的作家,她把舞台的感觉、银幕的感觉和文字的感觉糅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千字文是非常精彩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很有味道。不谈她写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光谈她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和她开篇到结局的那种跳跃性风格,从散文写作手法上来说,也是颇值得我们欣赏和研究的。

爱是永远的冲动黄宗英与冯亦代谈恋爱时来往的书信,我认为可以称为当代文人恋爱情书中的经典之作。

“文革”之后,经历了赵丹去世之痛,黄宗英有段时间是单身的。她对很多陌生领域都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像翻译和外国文学,这都是她过去很欠缺的。冯亦代是杭州人,他们在上海碰面后,黄宗英觉得跟冯亦代聊天、写信是一种快乐。到两个人在北京结婚后,快 80 岁的黄宗英还去夜校学习英语。我去探访她的时候,经常看到她在学习,不懂的就过去问一下冯亦代。两个人晚年的恋爱时光,我认为是她精神生活的一种升华。电影《幸福狂想曲》(1947年),黄宗英饰张月华黄宗英不光学英语,她还上别的课。我看到她做了一个课程表,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她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她与有知识、有文化修养、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冯亦代走到一起顺理成章。

1992 年的一天,我和爱人在什刹海为冯亦代过生日,约了 4 个人一起吃饭,冯亦代就跟我们说他跟黄宗英的事。

他们婚后的生活很有意思。因为冯亦代的房间很小,开始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放两张桌子,一人用一张。后来因为从西藏归来后黄宗英的身体不是很好,就在隔壁房间也支了一张桌子,两人各自忙各自的一摊事,忙完后会找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天。说得开心的时候,冯亦代便哈哈一笑,我觉得他们之间是非常恩爱的。

我举个例子,冯亦代晚年突发脑出血,住在中日友好医院,那会儿我基本每天去一趟。冯亦代中风后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我们就拼命想让他恢复说话和写字的能力。

黄宗英就拿了一个黑板,让冯亦代每天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再教他说话,一教一个多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就像教演员说台词一样。这样坚持了几个月,冯亦代渐渐能说话了,并且他的记忆也开始恢复了。在黄宗英坚持不懈的训练下,他最后也能顺利地说出很多话来。过了两年,冯亦代讲话开始恢复到过去的样子,但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普通话了。

他们晚年也拌嘴,也闹过别扭,好几次是我在中间斡旋。有时候我一气之下甩手走了,然后他们写封信过来,我再去帮忙斡旋调解。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间久了,觉得他们人品都很好,只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点,这都不是太大的事。

黄宗英有很多信,包括往来的情书,还有人家送的东西,都放在了我这儿。这些东西放双方的孩子那儿都不合适,捐给什么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所以黄宗英说就暂时放到我这儿。

我将她所有的资料收集分类,分得清清楚楚。一部分是来往的书信,尤其是她和冯亦代的信;另一部分资料是她的著作。每本书对黄宗英来讲,都是一生写作的纪念,但有些书她自己都忘了。比如说最早的《和平列车在向前行》,这是她从演员转型为作家的第一本书,还有她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后来的报告文学就不用说了。她现在 90 多岁了,还在写,上次我去她家的时候,她刚好写了一篇小文章,是我带回来发表的。

黄宗英是一个追求生活质量和文化深度的人,所以她能够转型为作家。同时她也演戏,也拍纪录片,贡献了《小木屋》《望长城》等“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纪录片的重要代表作。拍摄《望长城》时,60多岁的她把长城走了个遍。她是闲不住的人,也是个有创意的人,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她就会阅读。她的理念是要死就死在阅读和写作上,这样不会闲着无聊。

黄宗英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敬佩。很多事情她都不太知道,甚至都不知道,但她心里应该已经感觉到家里的一些事情。她很坚强,但坚强靠什么?就是靠阅读、写作和回忆,以此来摆脱现在的孤独。

在苦难中洞察人生黄宗英有段时间曾经写过类似伤痕文学的书,晚年才开始写散文。我们原来认为她是在躲避某种东西,其实她是找到了一种大爱。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伤痕文学,不需要太多负面的反思,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小小的快乐和人生的一些乐趣。黄宗英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自觉地在这样写,写得也让人动容。

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包括赵丹的经历,在我编的《赵丹自述》里有很多含着血泪的叙述。黄宗英在赵丹那个时代,是跟潮流跟得很紧的。可能我们很多人认为她是很革命的人,但经过了“文革”的动荡,她对历史有了更真切的感情,所以她晚年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推崇。

她写报告文学《星》写得也很凄惨,让人过目难忘。我觉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她晚年有这么一段婚姻后,开始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历史都会有错误,而历史的错误对包括赵丹和她在内的很多人会造成很深的伤害。如何面对?我想,就像黄永玉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扉页上的 3 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对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直截了当地用揭露或咒骂来解决,而是心怀怜悯。

黄宗英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就遇到了很多灾难。这样一个人,没有坚强和豁达的心态很难活得痛快踏实。读她的回忆录会发现,她的文字里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对一些细节的渲染,而这些细节是用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的。

黄宗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看过了太多的风云,多大的人物都见识过,多小的人物也亲近过。所以,任何人在她面前都是普通的,无所谓上和下、好和坏、对和错,这是真正的洞察人生。她最后达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我觉得这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苦痛,但是经历过后,对痛苦的判断和感悟能否升华,这就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境界了。苦难会让她难过,但她总能很快走出来,走出来的方式就是写作。

仔细琢磨一下,哪个时代没有艰难的事情?哪个人的人生能始终平坦呢?那么就看每个人的定力和心态了,这是最重要的,该挺过来就挺过来了,挺不过来就沉沦了。挺过来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方式方法,黄宗英的方式方法就是永远对新的事物充满好奇。这种好奇心让她不会永远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好奇让她能够化解过去的悲痛,给读者带来新的东西。

她的好多小文章,我觉得年轻人都可以看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难,痛苦都是挺过来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顺风顺水,唯有靠你自己。黄宗英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走到现在,并且她还将继续走下去。

(孙光星摘自《今晚报》2017年2月17日,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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