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王 蒙   2016-12-31 00:20:51

一、

1948 年 5 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一样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面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中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个 5 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总共 28 个弹簧,换上木板。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5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弹簧经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被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4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将其涂上暗色。

二、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种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我上初中时,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父亲用胶布粘上,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潮流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几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又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 25 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被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个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得了遗忘症,它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

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 30块钱,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们儿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清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6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是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成本又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眩晕。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最后,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的,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有了沙发当然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了全楼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贩卖的主要是 19 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统统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就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干活必须得找小工。那年头哥们儿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都是同一“沙龙”的哥们儿。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 10 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版的《动物农场》。11点多钟才起身开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锯成8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他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孙俊世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3点多了,接茬儿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俊世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他指出《动物农场》在“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已进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带来一卷深褐色木纹纸,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胶,把一张张木纹纸贴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监督指挥下,书柜终于组装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们为知识的尊严干杯。

谁知道,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被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和鞋帽取代,最后它被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不过这书柜在辗转漂泊中经住了考验,一直坚持到全国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若 子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城门开》一书,赵希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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