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们

刘西鸿   2018-10-20 10:03:39

赫尔曼2017年7月29日中午,我坐火车到达烟台。火车从青岛过来,青岛那几天特别闷热,车厢里冷气很足,到了烟台火车站,一下车,骄阳当空,热浪扑面。怎么那么热啊,我们南方人以前只认识水灵灵的青岛樱桃和爽脆的烟台苹果,没料到此刻的烟台火车站广场比深圳和广州还热。我快速闪身换车,向西穿过大蒸笼似的烟台市区,抵达设在福山区的SOS儿童村。

先讲个故事。奥地利的一个农民家庭,生了9个孩子,第6个孩子名叫赫尔曼·格迈纳尔。赫尔曼5岁时他妈妈去世了,大姐姐爱莉莎从此充当了母亲的角色。时临“二战”初期,1938年3月发生了德奥合并——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共和国,组成大德意志。1940年,赫尔曼21岁,他刚获得奖学金,却没有机会读书,被征入伍,进入德意志国防军。德意志国防军是1935年到1945年的德国军队,是德国纳粹党指挥的军事力量。但并不是每个士兵都是纳粹分子。从1940年到1945年,赫尔曼随军打了5年仗,从芬兰、俄罗斯到匈牙利,屡次受伤,最后返回他父亲的老家奥地利疗养。他本来可以重返学校,选读医科。就在那两年,赫尔曼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从一个12岁的俄罗斯少年那里来的:赫尔曼在俄罗斯战场受过伤,那次他得到一个12岁的俄罗斯男孩的救助。由此而发,1948年冬天,29岁的赫尔曼找到自己小村的牧师,把开设儿童村的想法告诉牧师,想向政府申请帮助——以往那种让正常的家庭接收战争孤儿或者把孤儿们集中起来养活的机构,都不是赫尔曼想要的。赫尔曼想要给孤儿们建造一个最像家庭的新模式,就是他大姐爱莉莎给予他的那种——有女性温暖的、有母亲做核心的家庭模式,把世界上的无婚、失婚、未婚妈妈和孤儿们召集并保护起来,让“母亲”为孤儿们提供一个家。每家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几栋房子组成一个村,起名为“SOS儿童村”。

牧师和政府都拒绝了赫尔曼的项目申请,前者认为它目的可疑,后者认为它不入正流。既然都遭拒绝,赫尔曼就决定自己快速筹款,他搞了个“一人一先令”的捐赠活动,第一笔筹到600先令(合43.6欧元——今天够两个人去餐厅吃一顿),小村村公所送给他一块地,这块地没水、没电。不过志愿者很快多了起来。1949年年底,他们在简易儿童村庆祝了第一个节日,这一年,赫尔曼放弃了他的医学院学业,全身心投入儿童村的建设工作。1950年春天,赫尔曼儿童村已经有1000名固定的定期捐助者和大笔捐款,还有人开始给儿童村赠地、接水、输电。5个家庭成立了,养育着45个孩子。到1952年春天,儿童村注册的固定捐赠者达1万名!

现在我们来看看赫尔曼奠定的发展规模:1953年,在意大利建立孩子们度假用的度假营;1954年,创立第一间“母亲培训学校”;1958年,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建立新村;1964年在韩国首尔、1966年在越南胡志明市建新村;之后在印度,最后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到1986年赫尔曼去世时,233个儿童村遍布85个国家,养育了4万多名儿童。

遵他遗愿,赫尔曼被安葬在奥地利他原籍小村的那座儿童村里。如今,儿童村国际组织近2000个项目和机构正在全球137个国家稳定发展。

我进村时还和人说着话,当一眼看到村口小花园中赫尔曼的半身雕像,看到“赫尔曼·格迈纳尔1919—1986”上,那两个年份之间被人贴上了一个红色微型“囍”字时,我的喉咙忽然哽住了。世界上有很多幸福的故事,我们不觉就肆意忽视了它的起源。我走入烟台儿童村音乐会场,台上是电子乐行捐赠的一台钢琴,台下是欢乐喧哗的儿童,志愿者、法国钢琴家皮尔正在我们自己的SOS儿童村(中国)协会领导和他的团队的陪伴下,在热浪蒸腾中欢奏起来。

(光 贤摘自《深圳商报》20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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