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亮的幸福生活

陈晓维   2018-10-20 10:03:38

他从不做广告,从不发帖子,从不跟客户吃吃喝喝打成一片。他从不臧否人物,从不炫富或哭穷,从不将喜怒形之于色。

他卖民国书、旧平装书。古籍涨价了,大家都去追,他充耳不闻。名家墨迹升值了,看客们啧啧称奇,他不为所动。大字本、画册、碑帖,各类藏品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冲高,他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闷头卖他的民国书。

他就是大亮——孔夫子旧书网几千店家里美誉度最高的一位。

我去他家买过三次书。第一次是2005年秋天,那时候他还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背后。他从立柜上抱下几个大纸箱子,一打开,里面装得满满的,全是民国书,每本都套着塑料书套。那朴拙大胆的手绘封面画、摸上去凹凸不平的排印铅字、染尽时光颜色的道林纸……我在小板凳上坐了一下午,挑出四十四种装帧精美的新文学书籍。其中有芳草的《苦酒集》、蒯斯曛的《凄咽》、路翎的《青春的祝福》,都是好品相的初版本。那时候,二十多岁的大亮浓眉大眼,真是青春逼人。我在书架上还看到一册阿英用毛笔签赠给陈伯达的《鸦片战争文学集》,字写得一丝不苟,盖着漂亮的朱文印章。我嫌开价略高,放下了。离开之后,心里到底留恋难舍。已经上车点了火,又熄掉,把车钥匙揣回口袋,重新上楼敲他家的门。人说好事总要成双,顺手又多买了些方成、毕克官的漫画原稿。

三年后,又去过一次。因为常在潘家园见面,这次去时便和大亮有点熟了。不过收获不大,只是选了一部油印的陈宝琛《沧趣楼文存》,一部林语堂的毛边本《剪拂集》。记得还买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青门十四侠》,那是贪图插图里洋溢出的民国畅销书的蓬勃生气。

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床头金尽、英雄气短,无奈中只携归一部闻一多的《死水》。用这漆黑铁血的诗集,聊以抚慰我羞涩的阮囊。

每次去他家,他也不多说话,就给你泡上一杯清茶,然后自己坐在扶手椅上抽“中南海”。他躲在烟雾后面若有所思,不殷勤,不激将,不劝降。我们“70后”这代人就是这样淡定,如桃李不言。

收进来的书一本本都经他修整过:把书脊粘好,把书角压平,把污渍擦去,然后装进塑料书套,整整齐齐地插进书架。绝无一般贩书者的那种杂乱无章。从前去东京神田古书街,曾为那些店铺的窗明几净、井然有序所折服。我想,如果大亮在琉璃厂或成府路上赁屋开家旧书店,每日的厅堂洒扫之勤,绝不会输于东邻。

他家温暖整洁,是一个温情的二人世界,女主人的心思无处不在。客厅里,转角沙发上歪斜着七只大大小小的柔软靠垫。茶几上摆着抽纸、装水果的木篮,还有盛满蛋卷、饼干以及各种零食的塑料托盘。冰箱门上,在国外旅行时带回的冰箱贴如不眠的记忆之岛,星罗棋布,隔水相望。你还会注意到那些无处不在的幸福标签:墙上带深色木框的小熊维尼挂钟,供着整套青花瓷茶具的罗汉床,斜插在微波炉上的一枝鲜红玫瑰,贴在阳台玻璃门上的双鱼送福剪纸,还有大亮喝水用的撅屁股麦兜的搪瓷缸子。

在旧书圈里,我没见过比这小两口更恩爱的。两个人性情互补:一个内敛,一个热烈;一个徐如林,一个疾如风;一个卖旧书,一个开婚庆公司。

他们是一起在必胜客打工时认识的。结婚十年,彼此还能敞开心扉,每一两个星期来一次彻夜的长谈。那是全方位的沟通,传递着彼此生活的苦乐,还有对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他们是夫妻,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大亮说,对妻子,他是没有秘密的。

有一次春光烂漫,一帮书友同去郊游。等到夜深人静,东船西舫已悄然无声,几个男人开始联床夜话,嘻嘻哈哈,荤腥不吝,话题逐渐滑向下三路。大亮发言不多,偶尔插上一句冷幽默,却能把大家逗得“花枝乱颤”。到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段落,所有人都变得严肃起来,好像黑夜激发了这些文艺大叔说真话的欲望。轮到大亮了,我记得他靠在床头,吐出一口青烟,淡淡地说,在结婚之前,该做的荒唐事就都做完了,所以后来内心一直平静如水。

平静,很多人对大亮的印象就是平静。内心的平静、家庭的和谐,给他十年书商生涯描绘出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

确实,无论买书还是卖书,他都不急、不躁、不抢。

潘家园鬼市,他从不抢着第一个进场。进货的时候,他给的价格比一般书商高,不会为了砍下来三元五元而斤斤计较、纠缠不休。“肯出高价,但不要烂货。”打过几次交道后,供货商往往觉得他“对价格不敏感,好说话”,往后就愿意和他继续合作。

卖书的时候,他不像一般书商那么随意、懒散,而是像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他每天坚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书,十年如一日,把一件正确的事情坚持做下来。无论书的价值如何,一律二十元起拍。他声明自己决不用托儿,决不售假。他没有一般生意人“总得卖够本”的观念。对他来说,个别书赔点钱没关系,只要整体是赚的就可以(他的整体利润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放宽眼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先让和你做生意的人赚到钱,然后你的生意才能做得长久”——他看的是全局。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有稳定的现金流,永远不会被货压住。

通过十年不间断的积累,“大亮”逐渐成为网上旧书业的一个品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实顾客。他们知道,从大亮手里买书,货真价实,没有风险。他的书也因此常被竞逐到一个比正常行情略高的价格。什么是品牌?品牌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却还是觉得物有所值。在这里,商家的信用被折算成了价格的一部分。

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有一次去大亮家。到了饭点,大亮叫了份外卖,留同行在家吃饭。菜点多了,没吃完。要是一般人家,就把剩菜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了。而大亮没有,他把没吃完的全部装进垃圾袋,直接处理掉。这件事给胡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大亮做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在意小钱。比如大亮从来不像其他书商那样,在寄书的邮费上动脑筋。这一方面跟他大学读精密仪器专业培养的理科生思维有关,更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他是北京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存在北漂的那种危机意识、异乡人意识。

我2002年第一次逛潘家园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大学生模样的北京人。我看见一个戴棒球帽、膀大腰圆的男子问大亮:“你这儿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吗?”“有!”他指着一本白皮红框儿的平装书。“我很高兴,我很欣慰。多少钱?”“二十。”十年过去了,这本书现在还是只能卖二十。和其他摆地摊的书商不同,大亮一口北京话,有点怯生生的,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米色夹克,蹲在地上,可见一头浓密的黑发。藏书家谢其章说:“我是看着大亮从潘家园地摊上一点一点站起来的。”记得那天我从他手里买了一册民国毛边书,华林的《艺术论》。他开的是顶着嗓子眼儿的价。那是他书商生涯的起点,也是我愣头青一般闯入旧书圈放的第一枪。

后来,在潘家园,说起大亮,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书摊西头的入口处,这个眉清目秀、饭量超大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支烟,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当时潘家园书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入这行都是歪打误撞。他们缺乏对北京的归属感,赚了钱就报复性消费,喝好酒、吃好菜、去KTV,但租住的房子永远是脏乱差。等攒够了银两,就买辆车衣锦还乡,回老家盖大房子。他们对书没感情,对他们来说,书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能换钱。

而大亮是这里少有的“书二代”。他父亲——老赵,以前就在潘家园卖书。他在帮父亲跑腿看摊的过程中,逐渐对旧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民国书。他说民国书是白话文,能读,他不喜欢自己读不懂的书。而且民国作家的很多篇什,他在学生时代都接触过,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次发下新课本,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语文书里的课文通读一遍)。后来他就干脆辞职,专做旧书生意。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是他的第二伴侣,他离不开书。有人说,以自己的兴趣为职业,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大亮说他觉得最满足的时刻,就是买到一大批旧书,然后打开纸箱子,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翻看。

圈里的朋友都知道,大亮不仅是个书商,还是个厉害的藏家。真正稀有的珍本,他是留中不发的。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书籍件件精品,够举办好几场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了。我曾经问他:“什么样的书会留存下来?”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吧。”

他的父母一直以他为荣,在卖书这件事上,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母亲在朋友面前总是满面笑容地赞扬儿子,说他聪明、能干。

很多人都说,作为一个生意人,大亮的内心很传统,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和道德感。孝顺、忠诚、信誉这样的字眼,他看得特别重。有一次聊天谈到生老病死,他说自己的一位长辈得了绝症,生命垂危,不成器的儿子却招了同学在家里打牌,这时大亮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他重情义,十年来没换过理发师。那人跳槽到哪个店,他就跟到哪个店。他说这人理得不错,也聊得来。他和香港神州旧书店老板欧阳文利先生的友谊,表面看来,是一种生意上的联系,但事实上,他们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他每年都会去一次香港,专程拜访欧阳先生。书买得其实很少了,更多的是享受一下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的那种友情。

他说,活着,总要有一点精神追求,做一些对社会、对亲人有益的事情,别混吃等死,别给别人添麻烦。

他的生活轻轻松松、按部就班。他小富即安,没有强烈的财富欲、物质欲(他买的车是一辆二手帕萨特)。早晨醒来,先靠在床上慢悠悠地抽支烟,然后沏杯茶,打开电脑,上孔夫子旧书网。白天按计划、按步骤把该上的书上了,把该联系的上下家联系了。吃该吃的饭,过该过的日子。睡觉前,还是点上一支“中南海”,消解一天的琐碎。

他的理想是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所房子,种点菜,养点花,读读书,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等老了,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打过几圈麻将之后(最好能赢点儿),幸福地无疾而终,就这样度过丰衣足食、没有起伏的一生。

(玉 壶摘自中华书局《书贩笑忘录》一书,刘程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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