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小镇的夏天

路明   2018-10-20 10:03:37

初中快毕业时,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外公外婆希望我回上海,两个舅舅也赞同。他们的理由是:我将来总要回上海的,早一点适应比较好。何况,比起竞争惨烈的江苏,回上海高考总归划算一点。

知青子女回沪是个敏感话题,涉及住房、户口等一系列现实纠葛。很多人家为此闹得鸡飞狗跳,甚至对簿公堂。我们家没有。我很幸运。

我爸妈希望我读县城的“省中”,留在他们身边,三年后高考再回上海。除了不愿给外公外婆添麻烦,我妈深层次的焦虑,是怕她管不到我了。她可以一口气举出好几个淳朴的乡镇少年在大城市堕落的例子,然后照搬《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忧心忡忡地说:“上海可是个大染缸啊。”在我妈心中,去上海有一百种变坏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她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省中”是县城最好的高中,当年的县城只有这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现在则有4所)。传说“省中”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那里聚集了来自县城及各个乡镇的尖子生,那里的学生除去吃饭睡觉都在做题。进了“省中”,等于一只脚踏进大学。

初三下半学期,有传闻说我即将转学去上海,参加上海的中考。校长找我爸喝老酒,我爸醉后夸下海口:无论我高中去哪里上,都会为菉溪中学抢下一个“省中”名额。要知道,作为一所乡镇初中,每年只有四五名学生能进“省中”,少一个,等于少了20%的业绩。我是校长眼中的“种子选手”,他不愿轻易放我走。

老木头说,别看校长平时神气活现,一去县城开会就蔫了,像霜打了的塌苦菜。多一个学生进“省中”,他就多一份面子。

我爸妈很快完成了“战略部署”:不转学,主攻“省中”。上海的中考比江苏的中考晚一个礼拜。考完“省中”后,我再去上海考,搏一把上海的重点高中。

我从不参与这些讨论。像一场缺席审判,我的任务是念书,对自己的命运并无表决权。

最后一次模拟考,语文老师惊讶地发现,我是先从最后的作文写起。他走到我身边咳嗽两声,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毫不理睬,依旧埋头奋笔疾书。

语文理所当然地考砸了,但作文是高分,还被当作范文张贴在橱窗里。

那时候,我暗恋隔壁班一个叫阿花的女孩。现在想想,当初的爱情观简直迂腐得可笑:先挑成绩好的,再从成绩好的里面挑好看的。比如黄潇潇,黄潇潇当然是成绩好又漂亮,但问题是,黄潇潇跟我在一个班,还是团支部书记。我无数次见到她飞扬跋扈的样子。阿花就不一样了,阿花是隔壁班的团支书,距离造就了美。

语文老师不会知道,那篇作文是藏头文。每一段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阿花我喜欢你”。

中考成绩出来,我两边都考上了。

家庭会议上,我爸我妈和外公外婆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突然推开小房间的门,大声地说:“去上海!”然后转身,重重地砸上房门。

门外一片沉寂。

过了一会儿,听见我妈虚弱疲惫的声音说:“就这样吧。”

我厌倦了那样的暗恋,我尤其讨厌自己懦弱又假正经。明明喜欢人家,千方百计地制造“偶遇”,真遇到了,却连打个招呼都不敢。那个时候,在父母师长口中,早恋是洪水猛兽,是可以燎原的火。在能找到的青春小说里,顶多写到“把朦胧的好感放在心底”,然后两个人相约好好学习,将来考同一所大学。我已暗恋阿花三年,我不想再暗恋三年。

阿花家在南圩村,去那儿要过一座桥,桥下是庄稼。那个暑假,我常常在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座桥。我期待一场偶遇。我在心里反复地练习,如果遇见她,我会怎样鼓起勇气,告诉她我一直喜欢她,然后挥手告别,了却一桩心事。

在去阿花家的那条路上,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荷叶。我惊奇地发现,那些荷叶不是长在池塘里,而是扎根在泥土里。1997年的夏天,那些荷叶成为我记忆中唯一有诗意的景物。

我没有再见到阿花。

对于一个从小镇出来的孩子,融入城市的过程是艰难的。也许并没有那么难。少年时的心事,多年后讲起来,总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因为过去了。难过,忧伤,困惑,愤怒,委屈……所有这些情绪,都过去了。

我以为去了上海,就能终结这段给我带来无尽烦恼的暗恋,我以为自己会很快喜欢上别的女孩。我错了。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被移入室内,从此告别了风和田野。因为过得不快乐,我像老年人一样热衷于回忆往事。我常常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阿花的场景:那是中考后的一次返校,6月的尾声,空气中饱含着湿气,大朵低垂的积雨云像即将要开出深灰色的花朵。阿花穿着淡蓝色上衣,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上了桥,然后变小,变淡,像镶嵌在灰色墙面里的一小片青瓷,随即消失。

从此,我把那样阴沉欲雨的日子,定义为想念阿花的日子。

阿花去了“省中”。那届初中,算我在内,有5个人考取“省中”。我给阿花写信,为了掩饰心虚,也为了避免信被截获,我在信封上写了4个人的名字,包括从没说过话的同学。在信里,我写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很遗憾没继续做同学啦,很想念大家啦,学习忙不忙啦之类的。等信寄出去我才想起来,我的学校有两个校区,相隔四五公里。我怕邮递员会送错地方,于是每天放学后,两个校区来回跑。这样持续了3个月,我想,阿花大概是没收到信吧。

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回忆起来每一天都差不多。快高考了,我爸是小镇有名的“填志愿专家”,我知道,阿花爸爸一定会来找我爸填志愿,他们俩是老同学。

我给我爸打电话,他习惯性地说:“等一下,你妈在厨房。”

我说:“不不,我找你。”

我爸有点紧张,因为平时我从不给他打电话。

我支支吾吾地说:“阿花爸爸要是来找你填志愿,可不可以让她去上海。”

电话那头有隐约的笑意。我爸故作严肃地清了清嗓子,说:“我知道了。”然后告诫我,别胡思乱想,心思要放在学习上。

一个礼拜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阿花想读法律,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大学。

县城有一份日报,每年高考放榜时会出一个专版,刊登所有“一本”的录取信息。我盯着阿花的名字发呆——西南政法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填志愿前的全校动员大会上,校长发明了一个词——“天女散花”。他说,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要考沪宁线上的学校。我们要天女散花,要考到全国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儿也志在四方!

阿花的班主任也说,华东政法的分数线太高了,报西南政法比较稳,学校又一点儿也不差。

9月,阿花以高出华东政法60分的成绩远赴重庆。我们就这样相继离开了小镇。

很多年后,一个当年和阿花同班的男生跟我讲:“阿花也很凶的。”

我说起通往阿花村庄的那条路,说起路边的荷花。男生说:“哦,那是芋艿。”

(天 问摘自微信公众号“文汇报笔会”,〔韩〕LeeMisook图)

上一篇回2018年11月第21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离开小镇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