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白走的路

谢友鄞   2018-10-20 10:03:35

人的一生,匆匆忙忙就走过去了。壮行不止作为人生大写意的形态,被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动情地叙述着。

古老的欧洲征尘滚滚,军士们左手执盾牌,右手持长矛,与友军相遇时,经常发生误伤,引起冲突。为避免这种情况,便定下靠右行走的军规。

欧洲大陆硝烟散尽后,歌舞升平,标有家徽的宝马香车载着贵族,在马路左侧高视阔步,将下层人挤到右边。乘车的和步行的,高贵的和低贱的,泾渭分明。

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车马和行人又一律靠右行驶了。

中国盛唐时,车辆也在道路右侧行驶。但鸦片战争后,受日本影响,汽车、畜力车和人力车改为左侧通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式汽车涌进中国,其方向盘、灯光装置只适用于右侧行驶,必须进行改造,改装费是车价的1/5。当时国家经济拮据,政府做出决定,自1946年1月1日零时起,全国车辆一律实行靠右行驶,沿用至今。

左右通行的问题解决了,但能否顺畅上路的麻烦来了。民国时期汽油昂贵,进入抗日战争年代,汽油又限购。无论货车还是客车、公交车还是私家车,纷纷改烧木炭,在汽车上安装炉子,一氧化碳在汽缸里燃烧,带动发动机运转。街上,大型运输车多了一节车厢,专门安放炉子。小货车驾驶室后面多了一节烟囱。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既负责卖票,又负责捅炉子、清理炉灰。遇到上坡,汽车经常熄火,车上的人得赶紧下来一起推车。直到1953年,一些大城市的街头,还有烧木炭的公交车在运行。

战争的胜败、政局的反复,改变着交通规则和交通运输资源,由此引发的事变甚至充满血腥。清朝时,西方传教士进来了,他们乘坐紫呢大轿,横行无忌,引起百姓不满。1862年,某西方传教士认为衡州的十字街触犯了天主教十字架的圣讳,竟蛮横地要求拆毁街道,改变街市状况,由此激起民愤。中国人焚烧教堂,杀死传教士,酿成国际大案。

历史阴霾散尽,阳光普照,我走在辽西大地上,走在乡间土路上。这里没有左右通行的纷争,没有燃油带来的烦恼,绵延不尽的是乡间情。“哥哥你走路要走大路,大道上人儿多,走差好问路。”从我身边驶过的轿马车,是戏班专用车。乡下路孬,车子颠簸。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像青蚂蚱蹦跶着,跟在轿马车后,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看完一场戏,再看下一场。女演员掀开轿帘,朝孩子们招手。我扑扑跌跌地撵上去,她伸手一拽,把我拉进轿房,揽进她的怀里。她贴住我的脸,轿车内红光耀眼,耳环烫着我的脸。她笑嘻嘻道:“花小子,长大后,想做啥?”

她是主角,自己占辆轿马车。给她赶车的,是个戴毡帽、脖子上搭条毛巾的汉子。我说:“给你赶车。”

“没出息!”她咬牙切齿地笑了,朝前方的鲤鱼幌子一指:“咱们在那儿歇下。”那是家旅店,古代考生奔赴省城和京城,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在旅店住下,鲤鱼跃龙门,吉祥。她说:“从那里出发,一站又一站,能走远。”

老辈人对我说过:“没有白走的路。”如今,我已经走得很远。我逛荡在乡村集市上,看到饭店门前写着:“你不进来,咱们都得挨饿。一碗面,一头蒜,给个县长也不换。”土鸡饭店的对联:“一人得道,鸡犬不宁。”让我喜欢得不行。

我经常坐火车奔波,对一站又一站的名字格外有兴趣。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有个“129公里站”,距离北京站刚好129公里,神了。吉林省蛟河市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小姑家,另一个叫大姑家。从小姑家车站坐车,下一站是大姑家,走亲戚似的站名让我玩味不已。电视剧《士兵突击》里,有个“读书铺站”。我一时来了兴致,查阅资料,读书铺站建于1966年,位于云南省安宁市读书铺村。在古代,地处偏远的考生去省城赶考,要提前很久动身,在离省城大概一天路程的地方住下,避开城市喧闹,最后冲刺一下。这个村子离昆明不远,他们就选择了这里,后来住的读书人多了,就叫读书铺村。我想起女演员对我的嘱咐。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似乎永远在路上。我又觉得伤感,谁都逃不出标签的制约。鲤鱼幌子是旅店的标签,广告是商家的标签,电脑、洋文、驾照是白领的标签。厚厚的窗帘加一壶浓茶,是闭门怀旧者的标签。在牛仔裤的膝盖处挖俩洞,看着路标却朝相反的方向走,是叛逆者的标签。我到处奔走,却没有标签。在我生活的辽西边地,日头落下来是一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和日子是重复的,若想真正活下去,就要往外走。一个人,身体在大地上行走,谁也离不开土地,但灵魂可以在天上飞翔。我喜欢《西游记》里的那句话:“赶路要紧!”

(潘光贤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8月19日,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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