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四大”开面馆

◉郭江陵   2018-08-18 10:02:55

大学生卖猪肉、当环卫工人的事,媒体已报道多次,但其中的一些解读总不大能令人信服。

一天晚上,女儿提议去她学姐开的小店吃日本拉面。

吸引我前往的不是日本拉面,而是面馆老板——原白领小灰和原“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四大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员工Ivy。

出了地铁,步行约10分钟,穿过一条紧邻主干道的美食街,折进一条飘着酒香的小巷,便望见了几个稍大的门店中间体量明显偏小的“秘制豚骨拉面专门店”。

这店显然是由一间小套商品房改造而成。虽然装修风格简约素雅,但还是显得逼仄:宽约 5 米,长至多 10 米,用长条吧台隔出操作间,只够容纳10余人用餐。

而就这么个“螺蛳壳”,一年租金要20万!

我知道,开小饭店都很累,每天一大早要去买原、辅材料,各个环节都要盯着,赚的真是辛苦钱。面店老板干的甚至比员工还要多——除了操作间的两个师傅轮班掌勺,店里的其他活儿都是老板亲自上阵——顾客进门后,递上菜单、介绍产品、送上茶水、端去饭菜、吃完结账、收拾碗筷、打扫餐桌。如果是高峰时段,老板恐怕一刻都不得闲。

“不仅辛苦,钱挣得好像也不多嘛。”看着价目表,我在心里暗暗盘算:每天卖中午、晚上两餐,就算卖 100 份,每份平均 45 元,共4500元,每年按360天算,毛收入160万。扣除房租、水电气费、两个师傅的工资、固定资产折旧、原辅料成本,剩余也就人均10多万吧。

听起来似乎比工薪族强,但这可是一年到头一天不歇的收入啊!

而且不论严寒酷暑,都有这样稳定的收入吗?小姑娘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吗?况且在“四大”干过,不觉得有落差吗?

女儿告诉我,Ivy 曾说过,网上有个帖子《我为什么离开“四大”》,与她的心境颇为相似。

我上网查了一下,此类文章果然不少,概括起来,主动炒“四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四大”不错,但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四大”的产品、制度都比较成熟了,更多的是需要人去适应,而不是让人去创造。

在“四大”,没有选择同事的自主权,而与志同道合、性情相投的人共事,无疑是快乐的。

知道自己能胜任“四大”的工作,但还想知道自己能不能经受更大的挑战。

想升职、挣更多的钱,可以在“四大”干;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则要另选。

我们去这家面店时,Ivy 不在。我抽空问小灰:“几个月干下来,感觉怎样?”

“还好。在公司干几年,就知道一辈子是啥模样了。喜欢自己做饭,出来闯闯看。”

“家里的态度呢?”

“相信我的判断和能力吧。我父亲年轻时也有过开饭店的想法,更能理解我的选择。”

离开“四大”开面馆,有人可能觉得是一种资源浪费,Ivy 她们以前学的知识对现在的工作果真没用吗?

小店的许多经营细节都表明,并非如此——

店名选用繁体字,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丰富的联想。

专门定制的餐具简朴大方且有民族特色。

不做早市。因为,“早晨来的顾客一般都是老人,而老人不大能接受我们的价位”。

价格偏高,是因为真材实料。比如,汤底使用筒骨、猪脚、蔬菜等熬制 10 至 12 小时,不加一点味精。

公众号的制作青春活泼,富有感染力。

有人申请做加盟店,姑娘们并没有答应,想等所有材料和程序都规范化、可复制后再推广,确保质量可控。

我是个粗线条的人,吃饭不习惯细嚼慢咽,但女儿为我点的双笋樱花虾拉面真的令人惊喜——

笋片脆嫩鲜甜,显然用料、制作都很讲究。

一片肥瘦均匀的叉烧,入口即化,没有通常的干硬。

面条里的虾其貌不扬,乍一看还以为是虾皮,实际上是日本出产的“樱花虾”,300多元一斤,肉饱满,味鲜美。

一碟绿豆芽看似没啥技术含量,但也颇能显示择菜的用心:一般粗细,不见一点豆壳、根须或色泽发黄的部位。

一个切开的鸡蛋不知怎么掌握的火候:蛋白十成熟,蛋黄却只有五成熟,口感香滑。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担心“吃相难看”,我会把汤全部喝完(离店后才得知,在一些面碗的碗底藏有“免单”二字,需要喝光面汤才能看见)。

所有这些,哪样与她们的知识积累及文化修养无关呢?

更重要的,也许她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离开“四大”开面馆这个决策本身,也是过去多年学习的结果——这些知识已经形成系统并要求作出独立的识别和反馈,把它们重新整合,运用和融合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和事业中。

总之,离开“四大”开面馆,有挑战、烦恼,也有乐趣、成长,其中的得失非金钱可以衡量。

(心香一瓣摘自《新华日报》2018年5月25日,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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