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神偷

黄昱宁   2018-06-11 16:18:03

那时候,一个家族的肖像都在一本相簿里,并不显得拥挤。那时候的相簿都差不多,黑色卡纸上黏着三角插口,每两张卡纸之间以半透明的牛油纸相隔。一打开,我妈就会嚷:“看哪,你外公像不像孙道临?”

三寸黑白照上的外公,二十来岁,刚刚用照相馆里的梳子和头油整饬过发型。金丝边眼镜和口琴是四十年代摆拍的标配。英俊的长相其实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我妈心心念念的“真像孙道临”,到了我女儿眼里,就成了“明明是吴彦祖”。照片上,外公没笑,望向远方,口琴并没有碰到嘴。动作是有一点生涩的,但五官的线条刚柔并济,大概是在打光的一刹那绷紧的。

用现在的话说,外公是我们家的颜值担当,是一大家子人都会暗暗惋惜基因流失的对象。小时候最拉风的事,就是从家族相簿里偷两张外公的照片到学校里显摆;最惆怅的是,他们看完以后都会抬起头在我心上“补一刀”:“不太像嘛……嗯,是很不像。”不过怅然只是一瞬,大体上我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傻乐。彼时,被我在想象中神化的,是照片上那个无比亲近却从未谋面的人,是一段永无可能再现的时光。那时留下的照片如此稀少,一张一张全烙进记忆,每个细节都自带光环。

现在的孩子应该很难想象,在我儿时,拍照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出现一个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时也会冒出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师。在我们家,这个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担任的——所以,至少在十八岁之前,每逢家族聚会,表妹总是把头抬得比我更高一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表妹五六岁时拍的肖像,她满头硬邦邦的鬈发是冷烫精的杰作,她的表情动作则是直接拷贝印在饼干桶上的女孩——都是那时候最显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头方脑的120相机装上黑白胶卷拍的,姨父拿着底片到他的单位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就放大成十寸,还着了色,表妹的嘴唇顿时就粉嘟嘟的。在前电脑时代,给黑白照片染色可没有Photoshop帮忙,一笔一笔全是人工画上去的。我至今都没弄清姨父的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只知道他是中学里的化学老师。总而言之,从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实验室里,窗帘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点点从黑白转成彩色。

在中国家庭摄影史上,那几年也的确是黑白与彩色的分水岭。姨父的照相机从120换成海鸥135,逢年过节,他就换上彩色胶卷。小孩喜欢明艳的富士,大人则更中意稳重的柯达,可它们都很贵——买一盒胶卷够看好多部电影,到照相馆里精放加印还得再花一笔钱,又够看好多部电影。一家人跑到公园里,跟很多家人挤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树、同一片草地,人跟人、表情与表情的排列组合。作为家族里最小的两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的优待,不仅单人照最多,还获得“偷照片”的特权。数码时代的人没法理解什么叫“偷照片”。一盒胶卷,卷片时拖在最后的尾巴长度不一,三十六张份额拍满以后常常还能往后卷,具体卷几张得看命运的安排。胶卷时代充满悬念,不到冲印完成就不会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纯拍风景的“空镜头”都是普通家庭无力承担的奢侈,所以那时照片上几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现在严肃,相纸上弥漫着箭在弦上的紧张感。哪怕迎着阳光,人们的眼睛也会努力睁大,最后眼睑肌肉终于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扛不住生理极限,耷拉下来——这样的惨剧在每盒胶卷里至少会出现两三回。倒是“偷”来的照片,画中人没有心理负担,只有意外之喜。喜终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点的动作、平时不敢轻易尝试的表情,往往出现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张(人品爆棚才会“偷”到三张)。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皆大欢喜的“偷”了——在稀缺的载体上,我们仿佛又额外留住了一点岁月。

但载体终于不再稀缺,柯达破产,技术进步让我们“偷”着“偷”着就不用“偷”了。现在,我们对于数码图像已经熟悉得仿佛能从活人脸上看出像素来。每天,我们都会把无数个“自己”存在“云”上。那个叫“云”的东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它给予我们在胶片时代无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拍多少就有多少。出门旅游,你对着日出和瀑布,举起自拍杆,对着海滩上的你、你们,按下自动连拍。影像与影像之间没有空隙,你以为再也不会漏掉什么珍贵的记忆了。

然而,对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释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们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冲印,不需要把它们一张张插进照相簿。几个月以后,偶然想起这次旅行,好几个G的影像交叠在一起从眼前滑过。太多的面孔几乎等于没有面孔,你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找它们究竟储存在哪片“云”上了。一年以后,你对于自己去年的长相,也许还不如对几十年前的自己来得熟悉——那个青涩慌张的你,寥寥几张照片,早已飞出发黄的相簿,铭刻在你大脑的永久储存盘里。

这实在是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我们试图用技术填满记忆的盲点,减少岁月的流逝,但最后真正珍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增加,或者说,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完整?

自拍杆改变了世界,这话并不夸张。女人们(当然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男人)握住它,仿佛握住了塑造自己形象的主动权。人们擎着它走遍全世界,晒自拍晒到差点让军事基地泄密,或者擎着它一头撞上收割机——收割机上一人受伤,自拍者毫发无损(以上事例请自行搜索相关新闻)。拍完之后、示人之前,各种便捷的修片软件早就枕戈待旦,随时给你加上暧昧的光线,随时美白你的皮肤、修正你的腰身,把所有的脸都嵌进完美的模板。当摄影从模糊一步步走向清晰的极致时,人类的眼睛和心灵反而有点不胜重负——我们拒绝接受几千万像素呈现的毛孔,气急败坏得就像听到魔镜说真话的白雪公主的继母。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照片修回到略显朦胧的状态中去。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模糊与清晰、真实与虚假的影像间摇摆,跟自己的眼睛——也跟“自我”投在心中的倒影,玩着捉迷藏。前几天,我的女儿兴致勃勃地教我怎么在手机上玩美图秀秀,怎么在她的照片上加小黄人的眼镜和 HelloKitty的耳朵。我问她:“你最想把自己变成谁的样子?”

“奥黛丽·赫本。”她的眼睛闪着光,指给我看她存在手机里的《罗马假日》剧照。在天天都做梦的年纪,偶尔扔下泰勒·斯威夫特,迷上六十多年前的小公主,也算是换换口味。

“妈妈,那时的人,皮肤真好啊,所有人都那么好。”

我很想告诉她,那时的摄影技术呈现精微细节的能力其实远不如今天这么强大。沉淀在黑白胶片上的,是或多或少地欺骗了视觉与记忆的美丽——就像你的美图秀秀正在努力做的那样,就像这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那样。但是看着那些正在她额头上拼命刷存在感的青春痘,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夕梦若林 摘自译林出版社《假作真时》一书,王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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