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与重生

罗芊   2018-06-11 16:17:54

“青丝行动”收到的头发 小朋友在妈妈的影响下开始捐发

“青丝”的创始人之一韦彦尔上海松江区Hana咖啡馆进门左手边,有几个大纸箱,里面用透明塑封袋包好的,是一束束黑色的头发。它们的长度大多超过30厘米,来自中国的各个角落。

过去3年多,有7756名蓄发者,他们一点点等待头发变长,然后剪下,无偿寄给一个名叫“青丝行动”的学生公益组织。

他们的头发,从家里漂流到这个小小的咖啡馆,经由一群大学生的手,寄往假发工厂,经过筛选、制作和等待,在癌症病人的头上得到重生。被送到这里之前,这些头发飘扬在风中,它们的主人,是幼儿园小朋友,是爱美的姑娘,有些时候,还是勇敢的男生。

像这样一束30厘米以上的“纯天然头发”,至少需要蓄两年。这两年中,头发的主人不能染颜色,不能烫卷或拉直,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它变长。

第129号假发

2018年3月26日,“青丝行动”的第129号假发有了新的主人。她叫张智蕴,今年58 岁,2015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

收到假发时,她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试着戴了戴,非常合适,是她想象中的样子,齐耳,带一点栗色,和自己化疗前的发型几乎一模一样。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发丝软软的,一缕风吹进来,它们在随风轻摆。

不到一分钟,张智蕴就取下假发将它包好,放回盒子里,她说,要回家把头洗干净,再照着镜子戴好它。

而之前化疗不到3个月的时间,张智蕴的头发陆续掉光了。没有头发以后,她的生活圈子渐渐缩小,她主动减少了和朋友的联系。她不想告诉别人自己生病了,也不想得到别人的安慰。现在常联系的朋友,基本都是病房里认识的病友。

春天,沪西大宁郁金香公园里的花开了,几个病友约着一起踏青。她们拍了很多花儿的照片,没一个人拍自己。“没头发,不拍照了,现在连镜子都不照了。”这是病友间的默契。

她买了很多顶帽子,草帽、布帽、绒线帽,只要踏出病房,就戴帽子。

在病友的建议下,她去过假发店。中意的那顶,摸起来柔软,用纯真发制作而成,标价3600元,她舍不得买。最后买了一顶500元的,戴起来闷闷的,像一个薄头盔。

3月26日这天,她非常开心——医生告诉她,她体内的病灶变小了,从5厘米缩小到2.2厘米,又收到了心仪的假发。她心里都盘算好了,等化疗结束,要戴着假发出去走走。

3个大学生的善举

送张智蕴假发的,是一个叫“青丝行动”的大学生公益组织。如果把捐发比作一次旅程,“青丝行动”在旅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像个爱心旅店。

一束束头发从捐赠者的头上剪下,被寄到这里歇脚,经过简单的筛选后,在假发工厂相遇,发丝被打乱重组,拥抱在一起,成为新的头发。接着陆续回到“青丝行动”,等待病床上的主人。

这个组织的最初建立,缘起于3个大学生。

点子来源于留学美国的韦彦尔,她家有捐发传统,家中前前后后已经有3位女性剪掉了自己的长发,通过公益组织捐赠给美国的癌症患者。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天有1.2万人新患癌症、7700人死于癌症,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涨。

2014年8月,韦彦尔想在中国进行捐赠,发现国内并没有类似的捐发组织。

她拉上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李嘉文,另一个是在美国的朋友王苏若,3个人计划着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命名为“青丝行动”(以下简称“青丝”)。

从零到一无疑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他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申请了学生社团,招募了20多位学生志愿者。没有办公室,便在食堂、咖啡馆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丝”的收件地址填的都是志愿者的家庭住址。

韦彦尔做了“青丝”的第一位捐发者,将自己的齐腰长发剪短,并写了一篇捐发日志作为推广。

李嘉文家境不错,家里每个月给他近万元生活费,他会拿出一半垫付在“青丝”里。为了得到合法身份并拉到资金支持,李嘉文常常带着宣传册,从上海西南边的松江大学城坐两个小时地铁到上海东边的浦东新区,去“磨”上海市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2016年,“青丝”正式签约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项目。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提供财务、行政、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指导。

由于捐发概念在中国尚未普及,刚开始收集头发时,常常有人亲自将头发送过来,顺便“暗访”一下,生怕“青丝”骗头发去卖钱。

让李嘉文觉得意外的是,捐发者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2014年成立“青丝”时,他大二,到他大四毕业离开学校时,已经有3000多位捐发者捐出了自己的长发。

每一天,“青丝”都能收到近10束头发。“在中国,知道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里,还要头发没烫染过,一个人要蓄好几年的头发,剪完还要自己寄过来。就算是这样,还有那么多人在捐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捐发小朋友的留言(罗芊 摄)以美换美,何足惋惜

头发的寄送地址,几乎囊括了中国的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捐赠者除了中国公民,还有来自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外国友人。

拆开快递包裹,“青丝”的工作人员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捐发者的用心。

有人用保鲜膜包好头发,做得像个寿司卷,生怕把头发弄散了;有人留下小字条说,头发是用姜汁洗完才剪的,易于保管;有人发量较多,特意分了好几缕剪下;常有人给头发编好麻花辫,绑上蝴蝶结,底下垫很多软装,包装得像从商场买回来的礼物。

拆包裹,就像拆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有时候拆出一包糖;有时候拆出明信片,画着笑脸、星星和一只写着“fighting”的轻松熊;还有人随头发寄来一件手工织的毛衣……

“青丝”的工作人员崔文佳贺说,她拆到过的最长的一束头发,超过80厘米,看到是从家乡江苏寄过来的包裹,她觉得特别感动。

在近7000张捐发者留下的字条上,书写了许多故事。

建筑师宋亚堃是已婚男性,因为他家楼下一个阿姨患了癌症,让他忽然觉得癌症离自己很近。他看到国外一个小男孩给患癌儿童捐发的故事,便上网搜索中国有没有捐发的机构,就这样找到了“青丝”。

刚蓄发时,他的孩子才出生,他用发卡别头发,蓄到后来,孩子渐渐学会走路了,他改用头绳扎头发。走在路上,常有别的小朋友指着他问大人:“为什么这个叔叔的头发比妈妈还长?”由于头发柔顺,很多人甚至给他介绍为洗发水代言的业务。

两年过去了,他剪发捐发,同公司几位建筑师的夫人受他的影响,也开始蓄发准备捐赠。在寄来的信件中,刘楚君写道:“很多人说医务人员见惯了生死,迟早会麻木,我很庆幸自己还是会心酸,会难受。”

一位匿名的朋友,她的好朋友帆在2012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并发症,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在ICU抢救了一个星期后,最终还是走了。由于做了开颅手术,帆的头发全都被剪掉了。从那时起,她就想把头发留长,“本来是想送给帆,帆却永远定格在了19岁,现在把它送给其他需要的人吧”。

这7756束头发,每一束背后,都沉淀着至少两三年的时光。蓄发的人说,自从开始蓄头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一些期待。

一位写信的朋友说,剪头发时,心里不是滋味,3年的时间不到15秒就没了,会有不舍;但剪下来的头发就像水一样,还会流到远方去,在另一个人身上得以重生,“以美换美,何足惋惜”。

捐发者的留言和小朋友的画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在“青丝”,许多工作人员都做过捐发者。

崔文佳贺大一就捐过头发。她承认,走在路上会很注意别人的头发,有时候也很想去烫个好看的发型,“但蓄发、捐发对我来说是比烫头发更酷的一件事情”。她想趁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多捐一点,“以后可能因工作需要,没办法像现在这样‘黑长直’了”。

像崔文佳贺这样的“青丝”工作人员一共有近30位,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每天除了完成学业,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青丝”。就像其他的学生社团一样,韦彦尔这些创始人毕业后,就把“青丝”交给下一批学弟学妹继续传承。

为了让捐发者放心,“青丝”尽力将整个流程透明化——公开负责人的手机号,定时更新收到头发的数量以及送出去假发的数量,并要求运营“青丝行动”微信公众号的伙伴尽量回复每一位咨询者提出的问题。

“青丝”负责人徐思涵每天会接到四五个电话,电话那头问的问题都差不多:“这活动是真的吗?”“这活动是不是还在做?”“这个申请表怎么填?”这类问题,她已经回答了无数次。有时碰到上课和考试,她会挂断电话,给对方回复短信。

尽管如此,还是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许多人好奇,为什么“青丝”收集了 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送出去100多顶假发。

徐思涵解释,由于头发的质量参差不齐,制作一顶假发往往需要好几束真发作为原材料。按照现有的合约,“青丝”提供10束真发,假发公司将无偿提供一顶假发。也就是说,这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能制成700多顶假发。

许多癌症患者对网络平台不熟悉,不知道有“青丝”的存在。迄今为止,申请假发的患者只有100多位。

这100多位癌症患者多是女性,她们更愿意选择短发类的假发,“因为短发看起来比较精神。比起时尚,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费了这么多心血,只帮到了100多个人,有意义吗?”“青丝”成立之初,李嘉文便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他去医院看望过受捐者,收到假发时,患者眼睛里有光。“一个人买一顶假发和收到一顶用好多人的头发做成的假发,感觉是不一样的,后者有一种来自大家的温暖,是源自支持。”

“一顶假发也许并不能延缓死神的脚步,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看起来像一个健康的正常人,让他们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为了躲避周围的目光而囚禁自己。”

(檬男 摘自《新京报》2018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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