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节选)

◉胡晓明   2017-05-20 13:03:39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施蛰存先生所著的《唐诗百话》(一套三册)。

施蛰存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型作家,早期从事文学创作,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创作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唐诗百话》是施蛰存先生晚年的作品,是一部唐诗研究、鉴赏的佳作。凭借此书的广泛影响,施蛰存先生赢得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写这部书,施蛰存先生的初衷是帮助语文水平一般的普通人欣赏唐诗、消遣闲暇、陶冶性情,是欣赏而非研究。写作过程中,因为要把很多问题讲透彻,这本书慢慢从简单地欣赏唐诗,转而增加了一些研究的成分。故而,这本书从单个诗人故事入手,深刻挖掘了关于唐诗的格律、辞藻、典故、艺术特点、写法沿革,诗人们或繁华或悲凉或喜乐或仓皇的一生,既有散文般优美的文字,又梳理了唐诗史,还对历代唐诗疑难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因缘际会,把此书变成了一部有才情、有趣味、有学识的著作,是一本唐诗入门的经典之作。耶鲁大学选择此书作为他们汉学课程的指定教材,是对它的高度认同。因为文字通俗,语言优美,这本书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游心文字之间,领略唐诗之美。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黄河、黄山、长城等。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吗?只是文学遗产吗?只是语言艺术吗?我们仅从风花雪月的角度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的角度去看唐诗,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大家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但我觉得还不够,毕竟诗歌是关于心灵的事情,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马一浮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这似乎有点玄了,那姑且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真身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位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位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位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生。

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

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显露的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风花雪月的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在历代传诵的唐诗诗句中,有说不出的美妙。譬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低头一抬头,随口吟来,即成永恒。你能说出这里面的好来吗?其实这样的诗歌,背后的深厚底蕴正是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一个是永恒的情思,一个是刹那的感动,又新鲜又古老,又简单又厚实。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开,都是不诚。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从诗歌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一个人对墙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的一个梦。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心与人心隔阂不通的世界。我有一天看了女儿买的幾米的《地下铁》,也觉得好,有点唐诗的味道。你看那个小女孩,那样瘦弱,背着那样大的书包,在空荡荡的地铁里走着,没有人理她。她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在现世的化身,那样的敏感,那样的多情。台湾的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在日本时,也写过地铁。他说地铁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己本来有目的地,却被人推着往目的地走去;二是地铁车厢本来是人与人距离最近的地方,却又是人与人离得最远的地方。所以,地铁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心与人心不相通的一个象征。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一点唐诗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回到唐人的梦,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

台湾的牟宗三先生对中国文化精神有很深的理解,他曾提出一个公式,用“心、性、理、才、情、气”这六个字,来把握中国历史的不同特点。有尽心尽理的时代,也有尽才尽气的时代。他的学生,台湾著名学者蔡仁厚教授,更明确地说,唐代人只是“尽才、尽情、尽气”,却不太能够“尽心、尽性、尽理”。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却有二元论的简单化,

将“心性理”与“才情气”简单地打成两截,等于说唐人只知道挥洒才情气,不懂得尽心尽性尽理。其实在才情气当中,就有心性理的内容。心就是良知,理就是天理。杜甫有诗句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里有很深的“理”。第一,中国文化中,人皆可以成尧舜,布衣也可以为圣贤事业。这是高度的道德自主。要做知识人,就要多少有点圣贤气象。第二,愚与拙,都是正面的价值。其近义词即是诚与朴,能如此,就是最大限度热爱生命的美好。第三,《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圣贤精神的内涵。唐诗有杜甫,有韩愈,可以说,尽情、尽气与尽心、尽理,完全是可以打通的。

唐诗“以山水为教堂,以文字为智珠”。它珍视人间的美好,成全宇宙的大美,既是尽气尽才的精神,也是尽心尽情的精神。同时,心气与才情,又有着超越的根据,人心与自然共同美好、共同无限、共同充满美好的希望。

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即珍惜美好,实现自我,永葆爱心。这是唐诗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

《唐诗百话》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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