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总统期间的私人生活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译   2017-05-20 13:03:39

自圣马丁广场群众大会以后,我的生活便不属于个人了。直到 1990 年 6 月第二轮选举之后我离开秘鲁,才重新享受私生活的快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甚至可以说,英国吸引我的地方是那里谁也不干涉谁的生活,人人都像幽灵一样)。自那次大会以后,我在巴兰科街上的家无论白天、黑夜时时刻刻有人来访,开会的,采访的,起草文件的,或者排队等候跟我、跟帕特丽西娅或者跟阿尔瓦罗谈话的。房间里、走廊上、楼梯旁总是有男男女女占据着,我常常不明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这让我想起卡洛斯·赫尔曼·贝利的一句话:“这并非您的家,您是个野人。”

由于我的女秘书玛丽亚·德尔·卡门的工作量很快就饱和了,随后便有席尔瓦娜,接着是鲁西娅和罗西,再后来是两名志愿工作人员阿尼塔和埃莱娜;于是在我书房旁边便盖了一处邻接的房间,以便容纳这支娘子军,还要给妻子腾出一间私房;一向用手写作的我,这时仿佛看见一支队伍开进房间安营扎寨,接着一切都运转起来:电脑、传真机、复印机、交换台、打字机、新的电话线路、大大小小的档案柜。

这个办公室邻接书房,几步之外是寝室,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大选前的几周甚至工作到黎明。这使我感到生活里的一切,包括睡觉,甚至隐私,都变成公开的事了。

我不能做我一向喜爱做的事:从年轻时起,每当我写作结束时,黄昏时分我便去各个居民区转悠。去串胡同,去看晚场电影——那里的破座位吱吱作响,跳蚤咬得你坐不住;去挤电车和公共汽车,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想了解利马这个充满矛盾的迷宫的内幕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近几年,我渐渐出了名——更多是由于我主持的电视节目而不是作品——因此,外出时不引人注意已经不大容易。可是,从1987 年 8 月起,无论我去任何地方,不是看到围观人群鼓掌就是听到嘘声。外出活动时身后跟着一群记者,加上前后左右的保镖—— 起 初 是 两个 , 接 着 是 四个,最后是十五六个——实在是一场破坏我任何享受的小丑与逗笑者之间的表演。实际上,自杀性的作息安排使我除政治之外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尽管如此,偶尔有些空闲时也不敢干别的事,比如钻进一家书店——进去就会有许多人围上来,结果就不能在书店里闻闻墨香,东翻翻西看看,希望找些有意思的书——或者走进一家电影院,我的出现会变成展览,比如发生在阿利霞·马基尼娅朗诵会上的事。那是在市剧院里,观众一看见我和帕特丽西娅走进场内,立刻分成两派:一派鼓掌欢迎,另一派吹口哨起哄。为了看一出话剧演出,何塞·桑奇斯执导的《哎呀,卡梅拉》,排练组的朋友们把我一人安排在大不列颠剧场的顶层楼座里。我列举这两次演出是因为那几年里我就看了这么两场戏。至于电影,我也非常喜欢,如同书籍和戏剧一样,那几年也不过看了两三次,其方式很像作案(电影开演后入场,结束前退出)。最后一次——在米拉芙洛尔区的圣安东尼奥电影院——看了半场,奥斯卡·巴尔比就把我拉出了座位,因为刚刚有人向自由运动组织总部扔了一颗炸弹,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值勤人员。我去看过两三次足球赛、一次排球赛,还有几次斗牛,但这些活动都是竞选指挥部决定的,为的是必须“泡”在群众之中。

我和帕特丽西娅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就是去朋友家吃晚饭,或者偶尔下下馆子,这样做我们明知会被窥视和需要做戏给人看。

我常常毛骨悚然地想:我失去了自由。如果当上总统,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上五年。我至今还记得,1990 年 6 月 14日,当大选的事都过去之后,我在巴黎下了飞机,行李还没有打开,就出门踏上了圣西门大街。这时阵阵惊喜和生疏的感觉洋溢在心头,我觉得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无名的游人,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没有远近监视的警察,没有任何人认得我是谁。

(苏 美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一书,刘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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