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密的芒刺

◉柴 静   2017-05-20 13:03:33

1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往前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你给我夹。”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没事。”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有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在他碗里。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在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有难度。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所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的职责是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触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一天看村上春树的非虚构类作品《地下》,写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作品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他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儿,说了句“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的那一刻,他问我是怎么猜到的时,这个问题唤醒了我那一瞬间的感受。

2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的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就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满是无奈。

我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师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精神已经有些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的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事后我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性格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的父亲交谈。他说到临刑前的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这种采访像在竹茬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密密的芒刺上。”

3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生活中的一个偶像,50多岁了,最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准备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你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没别的,就是年轻。”

“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有帮助。”

“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的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

“不会有人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像个作家一样去问问他。”

我的朋友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

我说“像个作家一样去问”的时候,是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也讲男女情爱,但托尔斯泰好像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种类型——花花公子调情时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己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惧;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它们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以前我采访过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仍然是从概念出发,不能把自我放下,沉浸在别人的命运里,像他们那样活一遭。这个结果就是,你能做出片子来,也没人说不好,但自己心里清楚,就像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万物吸纳之,只有庭前的大石头,雨落其上却“入不得”。

什么叫“进入”?制作《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刘老师说她有一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她去哪儿,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人。”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有一个阶段,我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沁 云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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